2009年，国内独立摇滚的希望点：兵马司、SplitWorks、Mogo、豆瓣

来自赵南坊五音不靠 2009-12-28 12:10:54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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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某件事情在国内不行的时候，总是会习惯性地说一句“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是个很笼统的答案，究竟什么是环境问 题？这里牵扯的东西多了去了，人、事、硬件、软件。所以有时候说“环境问题”其实是一种不确定时的敷衍，说环境问题言下之意就是将自己剔除在外，事不关 己。其实了，环境是谁造成的？是人，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环境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因此，要想做好一件事情，从自己做起就够了，国内的独立摇滚是最好的例子。

虽然依然不是很好，但必须承认现在的独立摇滚氛围在变化，玩的人多了，听的人也多了，这就是好的迹象。如果你还是不觉得环境在一点点变化，我可以帮你回忆回忆，我举出自己觉得对独立摇滚发展很有帮助的几点，以下开始点名：

兵马司唱片

一个厂牌的存在对于独立摇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可以将一支支乐队撮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比如4AD，比如 Projekt。兵马司的存在也是这种作用，他们将国内有希望的独立乐队召集过来，形成一股力量，No Beijing就是这样做出来的。不像很多有名无实的独立厂牌，兵马司很专业，这跟厂牌的老板有关系，都知道兵马司有个很牛逼，很懂摇滚的老板，一方面保 证了厂牌的正常运营，另一方面保证了厂牌的音乐质量。数数今年兵马司出过的专辑，Carsick Cars的《You Can Listen, You Can Talk》，嘎调的《嘎调》， 低苦艾的《我们不由自主的亲吻对方》等等差不多得有十多张，这些专辑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厂牌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造势，很多时候我们只认厂牌而不认乐队。

SplitWork

SplitWorks，aka，“开功”，是国内的一个独立演出公司，跟兵马司背景一样老板都是歪国人。是不 是歪国人做这行都比较靠谱？SplitWork办演出一个优势就是资源，因为他们可以请来很多国外的好乐队，今年他们请来了过Handsome Furs这样的独立乐队，也请来过Owl City这样的大牌，在国内大型演出重重受阻的时候，SplitWork这样小场地的“游击战”就显出了优势。他们让国内的独立摇滚迷们真正能跟世界接 轨，今天你在Pitchfork网站上看到的一个乐队，说不定明天就能在国内看到他们的演出，据说明年他们要请来St. Vincent和Does it Offend You，Yeah!真给劲！另外SplitWork很专业的是演出周边的东西做得很到位，比如这个无解网，再比如这个China Music Radar。处处都让人感觉很靠谱，很专业。

Mogo

Mogo，aka，“没够”，是国内的独立视频网站，这里 主要是关于独立乐队的演出、采访等视频内容。也许看视频还不是众多歌迷们的习惯，也许看独立乐队的视频还显得很小众，不过Mogo这群人做得都很专业，基 本是演出都会录，是采访都会做，这是件很酷的事情，这些影像资料说不定就会成为将来国内独立乐队纪录片的素材。而且Mogo的采访会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圈 子，因为大部分时间歌迷们都只是在听音乐，却很少有时间或者机会去了解音乐背后的事情，Mogo的采访为了解提供了一种可能。不过，也许光听音乐其实已经 足够了，有时候太过于了解这些背后的事情反而会影响你听歌的情绪。

豆瓣

兵马司做的是实体唱片，SplitWorks做的是演出策 划，Mogo做的是视频记录，这三者需要一个平台来跟广大歌迷见面，豆瓣，就充当了这个平台的作用。也许豆瓣的初衷并不是作为国内最大音乐平台，但现在看 来它依然成为了这个平台，乐队小组、艺人界面、豆瓣电台，这一切都为培养独立音乐的受众提供了强大的空间。加之这个宅男宅女的时代，网络的能量对于音乐的 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演出不用去贴海报，在豆瓣发个活动就OK，现在也不用出唱片，在豆瓣音乐人里放上歌曲就OK，这个社区的力量正在完善一个个 功能，独立音乐在这里活得了生机。

其实在为独立摇滚做事情的有很多，比如逆音，独立音地这类独立音乐网站，我就不一一说了，总之有人在做事就有希望，细节决定成败，个人创造环境。

文/赵南坊

保育聲音檔案 港台擬數碼化庫藏唱片 鄭傳鍏

2009年7月22日

人 類社會幾千年來的歷史記憶，主要是靠文字記錄、圖像資料來保存，直到十九世紀末錄音技術出現，聲音才成為一種可以被保留的記錄。不過和電影電視等活動影像 記錄一樣，唱片和錄音帶都是容易損耗的物料，加上需要專用的器材重播，因此這些歷史記錄雖然最多只有一百多年的時間，但保存的工作比起傳統的印刷資料困難 得多。相對於五色迷人的電影電視，唱片之類的聲音資料不被重視，至少我們有電影節電視節，但不會有專門的唱片播放活動。音樂，還是以現場演出為尊。

雖 則如此，作為文化，不論通俗還是高雅的音樂，還是要依靠唱片等錄音媒體流傳下去。而在香港這樣長期忽略保存文化記錄的城市，並沒有一個公營機構去統籌這些 聲音的保存，於是長期收集唱片，並且製作錄音的廣播電台就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而在三家香港廣播電台之中，1928年開始廣播的香港電台（當時只有GOW 之呼號），因為其歷史悠久，扮演了一個無法代替的角色。

成立初期 已關注唱片藏量

在 香港電台的資料室內，有一本經過了戰爭歲月，以及多次機構改組和搬遷保留下來的會議記錄，保留了由1929年9月至1938年9月間廣播節目委員會 （Broadcasting Programme Committee）會議的第一手資料。從這份會議記錄中可以見到，香港電台成立初年，已關注到唱片藏量問題，在物資緊絀，身為電台之首的節目總監（相當 於今日之廣播處長）的月薪不過150元，兼且要用二手貨的日子，廣播節目委員會每月撥出購買唱片的經費以100元為上限。當委員返英國祖家休假時，則會受 命在當地代為採購唱片。在委員會的每月例會上，新購唱片名單是固定匯報的項目，幾乎每月都有新增的唱片。

另一方面，華語音樂唱片的採購也是 一個受關注的課題 。1934年1月，廣播節目委員會華籍成員Mr. Chan Heung Pak 對電台以唱片不足為理由，縮減早上中文廣播時間提出關注，結果委員會議決多購華語唱片。同年5月，委員會通過一份添置二百四十四張華語唱片的清單。也是這 一年，呼號為ZEK的華語台啟播。

任劍輝錄音甚少遺失

經 過八十年時間，中間雖有戰爭年代的散失，香港電台依然保有33轉黑膠唱片九萬餘張，黑膠細碟近五萬張，而年代最久遠的78轉唱片則有二萬張。據香港電台唱 片資料室及錄音帶藏庫館長林廣滔稱，香港電台真正有一個唱片庫成立，應是1949年兩個中英頻道合併後，由告羅士打行搬去水星大廈有一間房作為圖書館，把 中英文頻道的物料集中在一起開始。

因為很多物料都是收集了十多年後才存檔，加上當年唱片上的出版資料不全，所以當記者問林廣滔港台年代最久遠的唱片是哪些？他無法給出確切的答案。他說，「當時大部分唱片的封套已經拋掉，反而有時會在歌詞紙中查到出廠日期。」

雖 然每次技術革新，例如黑膠轉成CD，唱片業總會把舊的錄音用新的媒介推出。但並不是所有的舊唱片都有平等的待遇。「有商業價值的社會就會保存，任劍輝近乎 沒有錄音遺失，但是那些二線歌手，被認為沒有商業價值的錄音，商業社會不會救它們。」林廣滔說。港台唱片資料室有一張1953年的 78 轉唱片，收錄了〈有福同享〉及〈未了情〉兩首粵語歌。其中〈未了情〉由靜婷主唱，這既是靜婷第一首灌錄唱片的歌曲，也是她唯一的粵語歌曲。

另 一方面，若果早期唱片不是大企業推出，也會增加散佚的機會。林廣滔說港台有一張杜煥早年和唱片公司正正經經在錄音室製作的黑膠唱片，不同於中大早前推出他 現場演出的錄音。可惜因為版權問題沒法製作成CD，就算是當初的母帶也要等待有人尋找，因為當年推出這張唱片的公司早已不在。

不少黑膠唱片由聽眾捐贈

港 台的黑膠唱片庫藏，其實並不全是購買。林廣滔說，從90年開始，CD開始盛行，加上回歸在即，很多聽眾打電話來要捐黑膠唱片。那時候他們經過挑選接受了不 少捐贈，後來實在沒法再收，需要將捐贈者轉介到圖書館。而另一方面，因為時代的變化，港台也損失了一些錄音收藏。到香港管弦樂團公司化後，就以版權理由， 要求港台銷毀過去三十年來轉播港樂演出留下的錄音。而港台的錄音不只是管弦樂演出，他們也有大量現場戲曲演出的錄音，是從來沒有製成唱片的。

要 播出各種聲音檔案，需要器材的配合。33轉和細碟在市面上依然有器材重播，但78轉唱片的問題則較為嚴重。港台的技術器材一直是由pccw根據合約提供， 技術人員的觀點，是所有的器材只要沒有零件、沒有人要用，他們就會註銷，而這個過程之中並不會通知節目部。林廣滔說，「他們的邏輯是，我提供新的器材給 你，你的節目照樣出街，舊的器材為什麼不註銷？對於他們來說，這些是消耗品，但沒有這些消耗品，是沒法還原七十八轉唱片的聲音。」他說，現在唯一的做法是 用三十三轉的唱盤去還原七十八轉的聲音，但是聲音損耗得很厲害。

為了推動聲音檔案的保育工作，有人正在策劃推動類似電影資料館的聲音資料館 的設立。而在香港電台的層面，把黑膠唱片數碼化為目前的主要工作。港台早前曾邀請顧問公司，研究如何有效處理港台唱片資料庫。初步建議是全面數碼化，估計 有關經費以千萬元計。目前港台正研究顧問報告，釐定資料庫數碼化的策略，以及如何尋求相關資源。

【列印文章】

王菲的自我創造 林沛理

評 論中有一概念名為「改造性的提昇」（transformative improvement），指作品完成之後比它改編、戲謔、模仿或取材的對象或更完整，或更緊湊，或更深刻，總之更接近藝術的完美。黑澤明將芥川龍之介的 小說《竹林中》改編成電影《羅生門》，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根據這個定義，王菲是王靖雯的「改造性的提昇」。

「改造」本是偶像生產工業的慣技。所謂包裝和形象設計，就是將醜打扮成美、笨拙調教成瀟灑、平凡扭轉成出眾。然而王靖雯由一個土氣十足的北京姑娘，搖身一變成為由頂至踵散發前衞歐陸風味的王菲，其脫胎換骨的程度到今日仍然叫人嘖嘖稱奇。

在 一個千方百計要取悅大眾的行業，她以冷漠和愛理不理「招呼來賓」。當其他人汗流浹背地在舞台上施展渾身解數，她在舞台上的演出，與其說是表演，倒不如說是 「非表演」（non-performance），甚至「反表演」（anti-performance）。在埋沒個性的香港娛樂圈，她的「菲賣品」是她只此 一家、不動如山的個性。

王菲的新碟《阿菲正傳》提醒我們，這個原名夏琳的大中華區樂壇天后，絕對不是一個天生的表演藝人。如果舞台上的梅艷 芳是一條得水的魚，鎂光燈下的王菲有時就像一隻被車頭燈照射着的鹿子（a deer caught in headlights）一樣慌張和無助。從隨大碟附送的DVD可見，即使是處於全盛時期的王菲，站在舞台上總有一種靦腆和拘謹，她與現場觀眾的溝通是勉強 的，迹近敷衍。

然而王菲最成功的地方，是將表演（performing）改換成一種表現自我的方式（an act for self-expression）。如此一來，她生硬的舞姿、不善辭令的身體語言和內向的性格，通通成為了她的真我和真性情的真情流露。於是王菲的弱點變 成了她的強項，她的局限變成了她的特色。

帶上這個忠於自我的面譜（persona），王菲在舞台上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在這個意義上，王菲的 舞台演出引人入勝，不在於它是王菲完整視野的投射，而在於它不自覺地展現了生活與舞台、歌手與聽眾，取悅群眾與保留自我，以及保留自我作為一種取悅群眾的 策略等不同層次的矛盾與緊張。從這方面來說，王菲的確是我們這個精神分裂、充滿問題、矛盾、緊張和不安的城市的真正代表。

西方有這麼一句諺 語：「詩人跟自己說話，被世人偷聽了去。」如果王菲最好的情歌有一種千迴百轉的詩意，那是因為她以一把溫柔的聲音和近乎呢喃、自說自話的唱腔，向你傾吐最 深刻的感受。王菲的形象高不可攀，性格似乎拒人千里，但她透過歌聲與歌迷建立的關係卻是十分私人和親密的。較之葉蒨文和林憶蓮的歌，王菲的歌有更強的感情 濃度（emotional intensity）。在她未曾冷卻的熱情裏，有掙扎、有慌亂、有憤怒、有傷感，感情特別澎湃，人的成分也特別濃厚，因此能夠引發我們想像上的共感和同 情。

反觀今日當時得令的女歌手，從容祖兒到謝安琪，她們的歌聲不錯很悅耳，但就是缺乏了王菲的神秘、浪漫、親密和給我們想像的空間。

周博賢歌諷社會抗衡八卦文化

2009年7月3日

七歲學鋼琴，十六歲創作音樂，少時立志當律師，高考３Ａ１Ｂ入讀港大法律系發現不愛法律工作後，赴加拿大深造音樂；發掘歌手謝安琪，創作講述社會現象的歌曲，打破情歌主導樂壇的規律。

流行歌手謝安琪紅透半邊天，她的「老闆」、經理人兼作曲作詞人周博賢【圖】，成為了香港樂壇神話。

周博賢本是律師，卻受不了朝九晚五在辦公室為他人法律事務着急，「份工唔啱我，我都唔啱份工。」他討厭刻板，想起最愛還是陪伴他成長的鋼琴，二話不說離開律師樓，遠赴加拿大深造音樂，九七回歸返港。

流行曲≠情歌

香 港的音樂路從來都不易走，回港後周博賢浮浮沉沉，當過小學音樂老師、唱片公司版權法律顧問，勉強跟創作拉上關係。二○○二年，他是娛樂企業「大國文化」的 營運總監；有一天他獲下屬告之：「港大歌唱比賽，有個女生很棒。」周博賢遂邀請她試音，女生是美國研究系的學生，名字叫謝安琪。

試音當日，謝安琪特別的聲線令周博賢着迷，「但舊公司覺得她不合適」，周憑直覺辭工，自資開公司以捧紅謝安琪為目標，也讓周博賢從此走上創作的不平凡路。

周博賢為謝安琪、為自己在五光十色的娛樂圈如此定位：貼近社會。他筆下的歌曲，講述港女瘦身、瘋狂購物，又諷刺港人對待菲傭處處計算，還有亡命小巴、茶餐廳、貧富懸殊等香港獨有文化，更揶揄港人愛看八卦雜誌、娛樂記者對藝人作人身攻擊。

「九十年代卡拉ＯＫ興起，流行曲跟易上口的情歌劃上等號，但為什麼一定是情歌？」周博賢很懷念小時常聽林子祥《鴉烏婆》、許冠傑《打雀英雄傳》，每當音樂響起，總令人不禁憶起八十年代公共屋邨帶着髮鬈的主婦，在走廊打麻將至忘形大喊的情景。

周博賢讓謝安琪全身散發香港味道，但偏偏令謝安琪一炮而紅的那首《囍帖街》，卻不是出自周博賢之手。《囍帖街》雖有個社會味濃的歌名，但說到底它還是一首情歌，謝因它成名，不是很諷刺麼？

「謝安琪紅，不是單因為這首歌吧？那是她日積月累努力的成果。」

「我給她寫的歌，不是那種會在大氣電波流行的，我早知自己冷門。」周博賢深知他屬於非主流，「喜歡我的人，自會買唱片，不喜歡的，就算吧。」

「我和謝安琪都不接受八卦雜誌訪問，什麼整容緋聞，由它們說。」束長髮的周博賢要抗衡的，是一套根深蒂固的既定香港八卦文化。他希望藉創作，讓年輕一輩在他的音樂裏，以更廣闊的角度看世界。「香港社會豈只談情說愛？其實有更多事情，更值得唱出來。」

有更多事值得唱

周博賢不只以歌融入社會，他還在時事節目討論城中熱話、又會跟青年人分享他的創作歷程。孤身走我路，周博賢從不覺得孤獨，謝安琪的成功，也是他的成就。周博賢讓香港的流行樂壇，不再於失戀的路途徘徊。聽聽！他譜出的音符在維港上空飄揚，緊貼你我熟悉的生活旋律。

台湾金曲奖折射出内地音乐的“贫瘠”？

来自音谋家 2009-06-28 15:59:22 查看原文

Carsick Cars

文/耳东

又一届台湾金曲奖结束了，内地的歌迷和媒体又一次趋之若鹜——赞也好，骂也罢，总之都“关注”了，可是，你难道不觉得尴尬么？那只是人家内部的联欢会而已，压根儿就没想过带我们玩儿，李泉还抱怨没去成台湾呢，可是去了又如何？不还是看客？

更尴尬的是，不管这边这么骂，人家想怎么玩就能怎么玩——想挑接班人可以选会搞怪的卢广仲，想挑歌王可以选不可一世的周杰伦，想展示人文关怀可以选 唱歌反水库的交工乐队，想体现文化多元可以选客家才俊刘劭希，想捧本土势力可以选闽南歌后江蕙，想搞冷门可以选原住民组合南王姐妹花，想玩摇滚可以选嬉笑 怒骂的董事长乐团，想标榜品味可以选“独立女王”陈珊妮……这还没算那些“遗珠”呢，黄立行、陈绮贞、陈升、梁静茹、MC Hotdog……我们呢？

来“假设”一下吧。假设内地的有关部门也立志办个“内地金曲奖”，让我们来看看各大奖项可以颁给谁。“最佳女歌手”，还好，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 尚可争一争；“最佳男歌手”呢？孙楠、杨坤还是黄征？或者，选许巍吧，内地销量不比周杰伦低，口碑也好，可是，论全亚洲的辐射范围，还是不能比；然后是“ 最佳乐团奖”，新裤子和果味VC不错，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总不能选花儿吧？人家自己都折腾不下去了；再来说“最佳专辑”和“年度歌曲”，你挑得出谁？ 《稻香》感动了两岸三地，《不想放手》叫好又叫座，我们呢？《北京欢迎你》？《少年中国》？OMG！

如果说，主流的奖项怎么样都能凑合着搪塞一下，那么，“内地金曲奖”如果想标榜文化多样性或音乐品味就麻烦了。比如，“台湾金曲奖”原来有“最佳方 言男女歌手”，现在分成“台语、客语、原住民语”三类，而且颁得越来越热闹，客语乐队“交工乐队”、“生祥和瓦窑炕3”乐队甚至还捞过界，打败过五月天。 假设“内地金曲奖”的主办方心血来潮，也想设“方言类”奖项，那么，他可以颁给谁？想来想去，名气最大的就是“吉祥三宝”(蒙语)了，然后是用粤语唱歌的 东山少爷和用维语唱歌的艾尔肯。哈萨克乐队IZ和蒙族乐队杭盖很好，可是咱们的媒体何曾关注过？又有多少人知道那个用川北方言唱歌的白水其实比周杰伦的所 谓“中国风”要“中国”得多？

“方言”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人文关怀”。假设“内地金曲奖”的主办方也想像台湾金曲奖那样通过选交工乐队或生祥和瓦窑炕3这种富有社会批判精 神、为劳苦大众歌唱的乐队来体现“人文关怀”，假设他们也愿意为“好客爱吃饭”这样的乐队提供舞台让他们宣传自己参与的“有机米运动”，那么他们会发现自 己根本无从下手。当下的内地音乐人，要么醉生梦死，要么歌功颂德，再就是自怨自艾，谁真正关怀过谁？也许有人会问，周云蓬呢？他不算么？是，幸好我们还有 周云蓬，可是，我们好像也就只有周云蓬吧？人家可是集团军哩。

其实，根本没必要费那么老大劲“假设”，只要港台歌手都不来，咱们这边任何一个颁奖礼就立马歇菜。由此可见内地音乐的“贫瘠”——不是真正的“贫瘠 ”，而是产业的不健全和媒体的目光短浅造成的相对匮乏。当我们的唱片业从业者日复一日地抱怨市场萧条，当我们的媒体工作者们乐此不疲地宣称“音乐要死”， 当大多数听众为眼前的假象所蒙蔽以为“音乐”只有周杰伦的时候，在这片热土上，诸如刺猬、声音碎片、白水、周云蓬这样的乐队和歌手正在顽强地创作着真诚且 生机勃勃的作品，并获得越多年轻人的认可。他们低调、顽强，不因为渠道的限制而自暴自弃，也没有为了博眼球而炒作或插科打诨，正是这些人(而不是快男快 女)在维护着内地音乐的希望和尊严。

想必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曲奖颁奖前一天，一支叫Carsick Cars的年轻乐队在北京举办了新专辑的首发演出。没有报道、没有炒作、没有造势，可是京城的年轻人仍然闻风而动。有人说，这支乐队未来会被载入史册，可 是，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这种“暗涌”能改变内地音乐的“贫瘠”，除非，有人愿意像“金曲奖”的主办方对待闪灵乐团或交工乐队那样给他们机会。还有，我刚买 的唱片，好客乐队(好客爱吃饭前身)的《好客戏》，封底上印着“特别感谢出版协助/行政院客家委员会”字样，咱们那些疲于奔命的独立音乐人们何时也能有这 样的“待遇”？会有这么一天么？

Dave Tong

David Tong began his music career as the bassist for “Joe Jr. and The Side-Effects.” The group was formed from 1967 to 1969 with lead singer Joe Rodriegus Jr when Joe’s former group “The Zoundcrackers” disbanded. Diamond recording company recruited 4 musicians for Joe and named the group “The Side-Effects.” Dave was a newcomer to the music scene who successfully auditioned for the bass position. The music trends of the band at that time we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British rock of the 60’s. With Joe’s mellow-toned voice, he and the band chose to play cover songs by Cliff Richard, Herman’s Hermits, The Peacemakers and The Hollies etc… The group wrote some of their own material as well. During the years ‘67-’69, 2 albums and several singles were recorded under the Diamonds Label in Hong Kong (now the defunct Polydor.) The group’s hit single “HERE’S A HEART” was the best-selling single in Hong Kong music history in the 60’s.

After Joe Jr. decided to go solo on his own, Dave left the Side-Effects and joined “Black Jacks,” the only psychedelic band in Hong Kong back in the late 60’s and early 70’s. This underground group consisted of Richard Yuen on keyboard and Peter Ng on guitar and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s a top psychedelic group among local heavy rock bands. Black Jacks recorded all their own material under the E.M.I. Label. Their most successful single which received the most radio air-time was the anti-war hit “MUSHROOM CLOUD.” Their creativity in music stirred quite an excitement for their fans and was appreciated by local stars like Sam Hui, Alan Tam, and Michael Samson. The peak of the group’s music career did not last too long before they had to look for a new lead singer. Being an underground group, auditions for a replacement was unsuccessful.

After 16 years out of the music limelight, Dave made a comeback to the music scene in Canada with several group line-ups and finally formed Dynasty Music Group. Under Dave’s leadership, DMG has grown from playing in small restaurant venues to becoming the prime choice for large corporate functions and backing group for Hong Kong artists. David has now retired from his role as bass guitarist and manager and stepped behind the scenes to provide a supporting role.

'King of the Clarinet' plays last note

Musician worked around the world and was part of a family band in B.C.

By Susan Lazaruk, The ProvinceMarch 1, 2009

LOBING SAMSON: 1913-2009

A musician from the Philippines who fled Shanghai after the Communists took over China and worked as one of a few big-band leaders in Hong Kong for 23 years as the "King of the Clarinet" has died, at age 95.

Lobing Samson, also known as the Benny Goodman of China, eventually retired to B.C., where his children for years performed as the popular Top 40 group D'Topnotes. He died in Richmond on Feb. 4.

Samson was born in the Philippines on July 1, 1913, the only son of Maximo Samson, who travelled around the Philippines working for a gambling syndicate, and his wife, Pacunda, a singer who gave up her career to raise Lobing and his two sisters.

In his family memoirs, Samson recalled he only saw his father when he travelled to their hometown on business, once returning with a new saxophone as a gift for his musically inclined son.

Lobing moved in his 20s to the cosmopolitan Shanghai, then known as the Paris of the Orient, and became band leader at Ciro's Nightclub, a popular student hangout during the 1940s.

On his clarinet, he led Lobing's Band, which included three saxophonists, two trumpeters, one piano, bass and guitar players, a drummer and various Chinese singers. His theme song was Benny Goodman's "Begin the Beguine."

Ciro's continued to thrive despit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China in the late 1930s, and Lobing and his band continued playing through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was at Ciro's that the dashing Lobing was introduced to the beautiful Chinese-Spanish Isabel Thu, who was from a well-connected family with coal-mining interests. The Thus fled to Shanghai from Hankow after the Japanese took over the city in 1938 and were forcing young Chinese women into prostitution, according to Isabel's memoirs.

Lobing and Isabel married at St. Peter's Catholic Church in Shanghai on Aug. 26, 1946, and remained together for 53 years until Isabel was killed in a car crash in Richmond nine years ago, which Lobing survived.

In Shanghai, the couple used Lobing's year's salary -- two gold bars -- to buy an apartment. A year later, they sold it for nine gold bars, bought another suite in the building for four gold bars and had the first of their nine children.

After the Communist takeover in late 1949 Lobing left to take a job at a Hong Kong ballroom. The following spring, Isabel, her three children, a servant and two nannies took a train to a town near the Hong Kong border, where thousands of Chinese were trying to leave.

Lobing's boss told her to wait for a letter he would send because "not even Cantonese people" were getting into Hong Kong, according to Isabel's memoirs. She tried another border crossing, armed with a copy of Lobing's work contract, and pleaded with the policeman there on behalf of her three babies. She recalled how they all burst into tears when they stepped onto Hong Kong soil.

Before long, Lobing, now the father of five, took a job at the Luna Park nightclub, which included a Disneyland-like amusement park.

"Uncle" Ray Cordeiro, 84, who's been a DJ in Hong Kong for 58 years, recalls going to listen to Lobing's Band when he was young and remembers a vibrant musical scene.

"Most of the people from Shanghai came over and started to make Hong Kong the centre of live music that Shanghai used to be,"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from Hong Kong after his late-night radio show.

There was no Cantonese pop music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so young people listened to American Big Band and later groups like the Beatles, he said.

"I think his death is an end of an era," said Cordeiro. "There are no more big band leaders [from Hong Kong] left."

He recalled Lobing as devoted to his young family.

His eldest son, Michael Samson of Vancouver, remembers his dad writing music all day before leaving for his job at 8 p.m. and working until 3 a.m.

"He didn't have too much stress in his life," he said.

"He just played music."

Lobing officially retired at 60, but when Michael and most of his other siblings formed a family band in the 1960s called D'Topnotes and spent 1973 playing in Mexican resort towns, Lobing and Isabel went with them and Lobing would join them as a guest artist on clarinet.

D'Topnotes were eventually invited to play in Vancouver and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s a popular local top-40 band during the 1970s and '80s. They also performed on TV and radio and cut a number of record deals before breaking up in 1987, when three sisters formed the Samson Sisters Trio.

In 2003, Michael opened the Stars on Broadway live music venue in Vancouver and up until it closed more than two years ago, Lobing would come in on Friday nights to play clarinet and flute, when he was in his 90s.

His granddaughter, Vanessa Davidson, remembers her grandfather as always cheerful, quiet, easygoing, accepting of others and possessed of a great sense of humour.

"Grandpa was an education in the best parts of a human being: Faithful, steady, loyal, a real gentleman, a man committed to God," she said. He also leaves 19 grandchildren and two great-grandchildren.

slazaruk@theprovince.com